南京政斧以及汪精卫、蒋介石的通电非常及时，四川内战各方此时已精疲力竭，却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。

徐向前、张国焘率领的八万红军进展神速，所向披靡，在两百余公里的川北一线，打得刘湘联军丢盔卸甲，急退百里，下午四点巴中失守，杨森部战损四千于众；下午五点四十分，达州再传噩耗，范绍增、刘存厚部在红军重兵夹击之下，根本无力抵抗，仓惶弃守达州，南撤大竹，川军各部战死和逃亡者高达两万余人，损失大批武器弹药及粮草辎重，转眼之间，川北大部均被红军占领。

恼羞成怒的刘湘此时已经到达内江，企图指挥残部，与刘文辉在内江一线决死一战，尚未完成兵力调配，就连续接到巴中、达州失守的消息，刘湘又惊又怒，差点儿当场吐血，在众谋士的苦劝之下，授意麾下大将潘文华发表通电，服从中央和蒋委员长的“电谕”，通电全国表示“以巴蜀万千黎民为重，主动停火服从中央号令”。刘湘本人则选择了沉默，以维护自己惯有的尊严，企图再次占领政治上的主动。

刘文辉傍晚时分赶到自流井，接到川南发来“巴中、达县失守、红军各部高歌猛进，继续南下，刘湘部卫戍渝城的两个师被迫北上迎敌”的密报，顿时信心大振，志得意满，不紧不慢地指挥攻克自流井逼向内江的三万五千将士，构筑阵地，严阵以待，摆出一副不依不饶、随时展开再次进攻的架势。

晚上八点，匆匆飞抵武汉的中央特使何应钦以军政部长的名义，通电全国，要求四川交战各方保持克制，停止内战，他本人将在次曰上午飞抵武汉，召开“冲突各方和平谈判会议”，并呼吁四川各界共同努力，敦促交战各方达成停战共识。在通电的最后，何应钦要求同是川籍的“川湘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安毅将军、川南各界应发挥其影响力，共同做出积极努力，协助中央全力制止四川内战的再度发生”。

何应钦自作聪明的最后一段通电，本意是不让雄踞川南的安毅独善其身，意思是让全国各界都知道安毅部在川南的事实割据，也是四川四分五裂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暗示安毅对四川的连连内战负有一定责任，至少负有冷眼旁观、毫不作为的责任。

……当晚十点，一个由三十五辆军车组成的运输车队，从南向北，开到自流井以南十七公里的文昌宫，等候多时的刘文辉急令警卫旅官兵迅速卸下车上的大批弹药和药品，在严密的警戒之下，无比热情地将安家军统帅安毅、副官长沈风道、作战处长方鹏翔等将领迎入文昌阁。

三个半小时后，车队悄然驶出小镇，带着满载而归的安毅及其众将返回南面七十公里的叙府。

次曰上午九点三十分，中央特使何应钦、渝城行营主任贺国光、行营秘书长曾扩情等人，在刘湘与联军众将的迎接下，进入内江公署大院，刘文辉向全国发表的“停战通电”适时而至。

刘文辉在电文中，历数刘湘历次挑起内战的罪行，愤愤然表示接受中央的调停，服从蒋委员长、汪院长的领导，从通电发布之时开始全线停战。通电的最后，刘文辉大义凛然地要求刘湘承担发起内战的完全责任，并责成刘湘必须对本部以及数百万巴蜀父老乡亲因此而蒙受的损失，予以公开道歉和赔偿。

公告一出，刘湘勃然大怒，可又没有了放手一战的底气和实力，只能怒气冲冲地当着何应钦、贺国光、曾扩情等人的面，把所有责任推到“贪得无厌残害人民”的刘文辉身上。

何应钦等人极力安慰，大加开解，刘湘及其麾下将领的怒火才稍微平复，会议得以继续进行。

会议重新开始不到十分钟，再次被突如其来的噩耗打断：负责与川南和湘西联军南北呼应、共同剿匪的刘湘第四师第九旅，于半小时前在川东石柱县十五公里的江池镇，遭到红军黄汉部和贺龙部的突然袭击，第九旅在三面夹击之下，苦战两个小时，最终不敌，全军覆没，五千四百官兵仅剩旅部三百余人冲出重围，幸免于难，石柱县城亦随之失守。

这下刘湘终于抓狂了，急令第四师第八旅退守丰都。

何应钦等人也着急了，北线的徐向前部大军趁刘湘各部兵力空虚、无法速援的有利时机，继续挥师南下，向大竹、渠县、西充、盐亭一线展开猛烈进攻，东线的黄汉、贺龙部又突然联合攻击，转眼间生生吃掉刘湘主力部队一个旅，如不能及时调集援军，挡住红军的进攻，四川的前景将不堪设想。

停战谈判的前期会议，突然变成了剿匪军事会议，何应钦一面急电刘文辉保持克制，尽快前往内江会晤，一面将四川险情急报蒋介石。

心满意足的刘文辉却在这个时候，潇洒地拍拍屁股赶赴成都去了，何应钦要谈也只能到刘文辉重新占据的成都，去和他这个名义上的四川省主席谈。

焦头烂额的刘湘则与麾下众将，紧急商议对策，严令范绍增、刘存厚决不能再后退半步，同时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，从渝城郊县急调四个守备团火速北上，增援刘存厚和范绍增的大竹至顺庆一线。

……上午十点四十分，叙府安家军司令部。

参谋长叶成根据情报处破获的刘湘、刘文辉部电报内容和各种情报反馈，指着大型地图，向三十余名与会将校通报战情，最后进行归纳总结：